近日在《魏晋文史寻微》(景蜀慧著,中华书局2018.5)中读来一文《魏晋官僚大族的重实之风及当时统治中的实用主义》。景博士的主要观点我大抵是赞同的,然私以为其立论角度不甚当,值得商榷。该文对实用主义风尚产生于魏晋之社会思想基础的论述,基本正确;至于对其影响的分析,则有失偏颇。
  本文试图讨论以下两个问题:
  - “政治实用原则”与魏晋政治弊坏之关系
  - “实用主义”与“理想主义”之所谓矛盾是否成立
  先看第一点。景博士认为,魏晋政治败坏出于多种因素,最要紧的莫过于统治者违背了所谓“立国之本”,对“儒法之术”采取“功利性利用态度”。
  两句话都是在陈述事实,然而中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成立。
  事实上,这种功利性态度,即所谓“政治实用主义”,在政局稳定下对一个政权的健康运行是很有裨益的。曹操、文帝、明帝三代,不拘泥与礼法选才,朝中多“流称誉而有名实者”(《三国志》语),通经术之法;而司马氏三代对礼法采取利用态度,以“不合礼”之罪名对部分名士的打压只是延续了曹氏精研刑律、罗织罪名之传统(一如吕安、嵇康之死),实质上司马氏根本不吃礼教的那套(譬如司马昭替阮籍开脱之语),只是为了那点维护统治外加镇压人心的路数罢了。东晋初期、中期,王家、庾家、桓家先后执政,结合自身认知或宽简或严峻,都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,保证了东晋政权在南迁之后能够迅速站稳脚跟,尽释前嫌获得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的支持,并创晋德灵长济济、内外安定的中兴局面,也没见得拿礼教说事。因而,大谈特谈统治者不崇礼法而“影响士人思想价值趋向和精神境界”“对仁爱理想和人格追求无法体悟理解”“有关忠义名节的政治道德也不能真正遵行”,自是相当迂阔荒谬的。
  再者,高门大族往往会更加重视对子孙的教育,以确保家族声名地位的延续,最典型的是起初并不受待见的谢家(谢安本人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)。这种“功利性”对助长社会良好风气是不无帮助的。事实上,高门大族的选择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。一方面,魏晋时期政局动荡,改朝换代之际,曹氏和司马氏虽然执政风格迥异,然内在执政理念却如出一辙,高门大族坚守所谓的“节”,除了满门抄斩多几百人头落地外没有任何现实意义,倒不如与当权者合作,保全家族门面、进尽忠言安民生息更妙,因此,西晋初年经济很快繁荣、民生富庶,不然怎有后来的挥霍无度乃至天灾人祸。
  另一方面,说士人完全抛弃道德准则也是不对的,譬如当侍中的那几位,嵇绍、钟雅,都端正地以清白身躯护住了皇帝。再如贾充让手下成济一戈把皇帝曹髦贯穿,陈泰立即向司马绍严辞抗议直至吐血而死。晋朝建立多年之后,贾充也在一次家宴上被庾纯指责“高贵乡公何在”(这等于把司马家也骂了),表明大臣对曹髦之死仍无法释怀,跟礼教式微没啥关系。此外,文中对于司马氏对待寒族态度上的阐述也是很成问题的。篇幅所限,这里从略带过。
  问题来了:那司马家是怎么亡的?
  这个问题,仇鹿鸣博士在其《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利与家族网络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.6)一书作出了相当透彻的分析。简言之,是司马炎给他的那个智障太子司马衷设计的权力布局很成问题,打破了政治平衡原则,自然会迅速走向崩溃。
  再来看第二点,“实用主义”与“理想主义”之矛盾是否确然成立。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所谓的矛盾在,只是因为景博士是从儒家立场上来展开论述的,因而不可避免地将整个问题通盘否定掉了。事实上我们清楚,魏晋的玄学清谈本质上是一次思想大解放,使士人摆脱了名教的束缚而发现为人风神之美、为山水自然之美。在信奉实用主义的士族中出现一点也不切实的玄学清谈,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主义的文化现象。应当注意到,大规模的玄学清谈是在东晋时期兴起的。南迁和士族融合,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时代背景,北返几乎不可能,洛阳在桓温北伐时收复随即又沦陷便是绝佳的例证,此外还有江南气候怡人等使人偏安的因素。当重现西晋盛世的希望破灭后,所谓理想壮志也必将有所转化,玄学清谈便是其外化的最集中表现:从对盛世的追逐到对山水、对为人之美的发现,本身就是一次大飞跃。在这种发达不羁却又甚是克制的风度之前,孔孟之言只剩了腐朽。那个时代,有我们所感念的深情,有高拔脱俗的灵魂,有率性自由的精神,在今天何尝不是一种理想?
  实用主义屡遭污名化,这并非一种正常的导向,在上个世纪对胡适的集中批判中也有所体现。实用主义确有其弊病,但指责其必然导致政治之流弊,既无视了历史事实,从理智上也是不能被接受的,不可不谓荒唐。